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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皇帝的大礼争端究竟反映了什么问题?
点击: ,时间:2016-05-18 00:49

大礼仪事件,我在我那本《天崩地解:1644大变局》里专门写过一章。相关内容很长,有些内容和问题距离比较远,所以在后边附上,权当延伸。

然后回答:这事跟阳明先生没什么关系。

他私下书信里,对他门人弟子参与这一政治事件不反对,同时隐约表明自己是支持嘉靖这一派观点的,但公开场合他认为自己发言不妥,所以一直没有发表意见。就这样。

大礼仪之争,所谓的统和嗣,其实只是幌子。本质就是内廷和外廷之争,皇权和士权之争。

在之前的权力真空时,以杨廷和为首的朝臣士人集团在短暂的住持大政中得以放手大干,实施了一系列被压制已久的政治,包括干掉了内侍集团修正了大批恶政等,自然不愿意再把赌注压在一个完全不知道以后什么脾性的小皇帝身上,于是一方要给新皇帝下马威外加限制皇权扩大外廷权力,一方是血气方刚再加父子伦理在手自然不会束手就范,结果就是大礼仪之争。

客观地说,就大礼仪这事,道理在嘉靖帝这边。

要是从限制皇权角度说,那就是另一个判断了,显然杨廷和他们没做错。

我个人认为,外廷的用意是好的,但由头选错了,手段也错了,双方本不至于如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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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蝴蝶的翅膀——明季士风(1)

论明清易代之变局,无法不涉及明季的士风问题。


可明季士风又是个极为复杂和庞大的问题,除一般正史、野史之纪传外,尚涉及思想史和社会学等诸多领域,历年来已有许多名家专著及论文谈及。余才疏学浅,也无独到之见,即使论之也不过人云亦云,只是又颇羡古人所云之微言大义,故以陋见择其末端而记之,错讹之处难免,且权为大家茶余饭后之谈资罢。


说士风之前,先得说说“士”这个名词。


士,最早的本义是指成年男子,至周以后逐渐演变为高于庶民的低级贵族称谓,再以后又演变为对进入宦途的知识分子等阶层的称谓。如《礼记·曲礼》说“士”的含义时道“列国之大夫,入天子之国,曰某士”,到了《汉书·食货志》时才说“学以居位曰士”,在秦汉之后,“士”才逐渐扩大为对知识分子的统称。


由于“士”字的具体含义是逐渐演变的,是以到了近代,还因此出过小小的事故。


20世纪20年代,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先生谈论文言与白话之问题,在引晏婴“二桃杀三士”这一典故时,大约一时疏忽,将其解为“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此处“士”之原本含义,当是指高于庶民的低级贵族,而不是读书人,因为为了两个桃子死去的那三人,都是当时的勇士。


章老先生因此被鲁迅先生重重地劈面“打了一拳”讽刺道:

旧文化也实在太难解,古典也诚然太难记,而那两个旧桃子也未免太作怪:不但那时使三个读书人因此送命,到现在还使一个读书人因此出丑。(鲁迅:《华盖集续编·再来一次》)

说起来,这个错误确实比较低级,也难怪要被鲁迅抓住“痛殴”。不过章老先生的学问,我还是很景仰的,毕竟全知全能的人是不存在的,一个人精力有限,是以才有术有专攻这一说,而这小学又原本是项十分令人头大的科目,不好以此就彻底非议章老先生的学问和见识。当然,在论战的时候被人抓住破绽做了把柄,那也只好低头没话说。


逸闻说完,继续说“士”。


中国士人,历来重视士节。秦以前士人的理想规范有“为人当理不避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大者定天下,其次定一国”(《吕氏春秋·士节》)等,其中多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出则求为帝王师,相当地理想主义。


而那个时期的君主,也大多对士人表现出了颇多的尊重和容忍,是以孔子有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则云:“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路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可见当时的君主和士人关系的社会准则,与后来有很大的不同。当时人认为君主和士人之间,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互动关系,这种互动是靠相互尊重来维系的,而《礼记·曲礼》中所说的“刑不上大夫”的思想和规范,则是保障士人能秉持其理想并仗节执言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那个时期“士节”得以存在的重要基础之一。


到了唐宋时期,君主对士人也相对比较优容,君臣之间客礼相待甚为普遍,即使是昏庸君主,也不至于苛暴太过,尤其有宋一代不杀士大夫和上书人的祖训,以及之前因五代十国对学术、文化等各方面的破坏,使得当时对思想文化和学术的尊崇格外地凸显出来,因此在宋朝时,政治和思想学术这两方面互为表里又融会贯通,士人的自尊和社会地位都由此达到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当的高度,其思想成就如程朱理学等,更是从此贯穿于以后的中国政治史和思想史。


然而宋朝此种重文轻武风气,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整个国家的武备方面出现了相对比较疲软和积弱的状况,但这种状况又使得士人们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价值取向大行其道,一反魏晋玄学的清谈和唐时争道统、排释教之风气,如范仲淹的“先天下忧而忧,后天下乐而乐”,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及其“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民胞物与心怀,便均是宋朝士人因国家积弱而起的忧思和理想。


到了明代,其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中国史上比较罕见的一位农民出身的皇帝,但他从根本上对整个士人阶层的轻视与暴虐,也一样是罕见的,并且他的这种个人态度还被制度化后长期保留了下来。这种长期而持续地骨子里对士人轻视并施以暴虐的态度,不能不说对明代士风的转变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而明代中后期正德朝的“谏南游”、嘉靖朝的“议大礼”及万历朝的“争国本”等事件,除了都是皇帝和大臣对峙以外,在其他如政治风气等方面看来似乎并没有太多的直接关联,均是些关于财政开支、礼仪及宗法制度的争执,表面结果也是两位皇上几十年不理政务,国家机器的运转效率严重受损等。


但实际上,它们产生的后果并不那么简单,这些事件之间都有着相当紧密的内在关联,而其后果之严重,也不仅仅是几位皇上几十年不理政务而已。


明朝中期,正是政治体制大变革以及掌握国家机器运转的大批官僚知识分子意识形态发生一系列改变的时期,这一系列的事件,则多多少少是士节、士风转变的触发点之一。其后在其他各种合力的作用下,使得整个士人官僚群体乃至整个国家的总体思潮都有了巨大的转变。正是这种肉眼看不见的思想转变,在后来较大地影响了明王朝的兴衰。


可以说,明中叶和明季士风的大幅度转变,也是崇祯十七年结局的重要发端之一。


一、政制的转变与士风、党争


明季士风之转变,从表层看,首先和明朝政体变换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明初政体,大体沿汉、唐旧制,但内阁权位并不重,甚至可以说有位无权,只显尊崇而已。朱元璋开国之后,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罢宰相之职,分权与六部尚书,以尚书任天下事,而侍郎副之,又以言官如御史等职制衡之,殿阁大学士不过顾问而已。当时,皇帝独操天下之威柄,大学士鲜有参决政事,其纠劾由都察院,章奏则付与通政司,平反则有大理寺,此即汉九卿之遗意。军队则分五大都督府,而征调之事归兵部,外设都、布、按三司,分管兵刑钱谷,其官员考核则属府部,故明朝前期以吏、户、兵三部的职权最重。


然而自杨士奇开始,到嘉靖朝的严嵩当政后,内阁大学士的权位日重,最终又统六部尚书于其下,首辅大学士几可视为真宰相,唯首辅之下尚有数位大学士,略与分权而已。


至此,明季士风与政体的关系开始体现出来,党争也因此大兴。往者谈及中国思想史,大多注意于思想历程之转变;论党争者,则多留意于利害关系等;言政体者,专注于制度及职官变迁。可实际上,这几个问题之间有着极紧密的联系,不能将其割裂独立看待,盖因任何思潮都和当时的历史大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


明朝的内阁制度以及票拟制度,虽然可以让内阁大学士代皇帝票拟意旨,但却尚需内监批红以确认。由此内阁之权越重则内监之权亦日重,往往内阁大学士需与内监相勾连方能顺利办事,故而朝纲日坏。到刘瑾得宠时,则彻底演变为内阁亦不得不听其命,满朝事体全取决于内监之手,其时民间谓正德为“坐皇帝”,刘瑾是“站皇帝”、“立皇帝”。之所以会这样,据《明史·职官志》说,就是因“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于是朝廷之纪纲,贤士大夫之进退,悉颠倒于其手”。《明史·阉党传》则进而道:“刘瑾窃权,焦芳以阁臣首与之比,于是列卿争先献媚,而司礼之权居内阁上。”正是由于在刘瑾当政时期明朝政体出现了这种巨大的变化,故学界对刘瑾其人的关注,也一直都高于之前的王振和之后的魏忠贤。


内阁权重导致了内监权重,而原本可以相互制衡的六部又听命于两者之下,政治一旦缺失了制度的制衡,那就只能寄希望于主事者的个人品格和能力,以此来决定其处事是否公正、决策是否得当。这种完全依赖个人能力和品格、缺失制度制衡的政体,自然无法保持公正和利益均衡的一贯性,而首当其冲的问题便是朝中大小官吏的任命及政绩考核。


可用来为此做注脚的是,在万历朝的前十年间,由于有位个人能力极强又十分强悍的首辅,也就是在中国史上都是极其出色的政治家张居正,所以其间矛盾虽然不少,但均被张居正压制下去。因其个人能力极强,又与太监冯保联手,同时还得到了后宫的支持,是以单论政绩,张居正执政时期的国势是非常不错的,可说是明朝继洪武、永乐之后又一个极为富强的时期,称之为中兴并不为过,甚至可以说相当强盛。


但张居正在位期间,这个关键的政体问题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那些因此而起的弊端基本都被他极为出色的个人能力暂时压制并积累了起来。


在他去世后,他的继任者基本都是些平庸之辈,于是,问题出现了。


在缺少了像张居正这样一位有着极强个人能力的执政者后,之前因政体转变而产生的官吏任命和考察等一系列积累下来的弊端,马上开始显现出来,很快就引发了万历朝的“癸巳京察”京察:即京官考察,为明代官吏考核制度之一。明代考核文官有京察和外察两种,外察即考核地方官吏。、“辛亥京察”、“丁巳京察”等数起大纷争。


这些纷争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朝中门户党派之争大兴,纲纪朝风日益败坏。其门户当时有以人名称的顾(天飐)党、李(腾芳)党,有以地域划分的秦党、南党、昆党、宣党,有万历四十年之后大盛的齐党、楚党、浙党等,而在明季政局中鼎鼎大名的东林党,也是因“癸巳京察”之纷争而兴起的。


有明一代最惨烈的党争,自此发端,且愈演愈烈,朝野风气从此大变。所谓明之亡亡于神宗,如果从另一角度阐释,也可以说是起自神宗朝的党争,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的“癸巳京察”,是由吏部尚书孙鑨、左都御史李世达、考功司郎中赵南星负责的。


按照明旧制,吏部之权特重,居于六部之首,它负责官员的选授、封勋、考课,而内阁大臣则至多领尚书衔兼殿阁大学士,但不领铨选。然而自张居正开始,吏部开始听命于内阁首辅,在张居正死后,经过宋壎、陆光祖两代吏部尚书的努力,终于又夺回了权力,得以继续与内阁首辅相抗衡,哪怕是在礼仪上也再次回到了平起平坐的时代,譬如道路相遇无须避让等。唯一没有夺回来的权力,是在京察时官员的去留问题上,吏部还是要先告知阁臣,才能上奏皇帝。


孙鑨上任后,一方面试图夺回原属吏部现在落入内阁的权力,另一方面为了澄清吏治,在顾宪成等人的协助下,和李世达、赵南星一起,不徇私情地罢免了一大批冗官、贪吏,其中有他们自己的亲戚,也有各级官僚的门生和亲属,并且不经内阁,将处理结果直接上奏皇帝。


如果只是处罚官员也还罢了,这多少还有点转圜的余地。但他们想夺回原本属于吏部的权力,越过内阁直接上疏皇帝,这就触及了当时内阁势力的立足根本,是以他们直接得罪了以首辅王锡爵为代表的内阁势力。


经过数个来回的较量,这次斗争的最后结果,是以首辅王锡爵为代表的内阁势力大胜。孙鑨被停俸,赵南星被革职为民,不少为赵南星叫屈的官吏也受到谪谴,如高攀龙、顾宪成,另外受牵连的还有李世达、赵用贤、陈泰来、顾允成、于孔兼等不少朝臣。次年,顾宪成终于也被逐出朝廷,遂于家乡起东林书院。东林党因此而起。


“癸巳京察”不但引发了朝中的门户之争,也是东林党兴起之发端,这一事件对万历朝及以后的明朝政治格局,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而“癸巳京察”中的主力干将赵南星等人,日后也基本都成了东林党的骨干力量。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的“辛亥京察”,北京的主持者大都是东林党人,所以齐、楚、浙诸党遭到了他们的打击。但南直隶的京察却为后来的齐、浙、楚三党中人所把持,故在南京的东林党人受到了排斥。正是因这次“辛亥京察”南北两直隶的形势不同,科道言官中又形成了依籍贯划分的齐、楚、浙三党。


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的“丁巳京察”,齐、浙、楚三党势力大盛,由楚党的吏部尚书郑继之、浙党的刑部尚书李志和考功郎中赵士谔主持,因此东林党人在此次京察中几乎被驱逐殆尽。


其实党争并不只是在京察中存在,考核地方官吏的外察中,也同样严重,只不过因地方官员不如在首都的官员那么集中,朋党关系没有那么复杂,所以影响没有京察大而明显。


通过这几次的京察斗争,朝臣们的党派归属也一步步地开始明确和巩固起来,党争之风日盛,这几乎使得朝中大臣都卷入了党争,大有不依附于一党一人,在朝中就无法立足之势。在《明史·赵用贤传》中,对万历朝帝党争之起有如许言说:

自是朋党论益炽。(吴)中行、(赵)用贤、(李)植、(江)东之创于前,(邹)元标、(赵)南星、(顾)宪成、(高)攀龙继之。言事者益裁量执政,执政日与枝拄,水火薄射,讫于明亡云。

这以后,东林党人一直到天启朝才再次获得朝政大权,但他们却和对方一样,不但不以国事为重,反将党同伐异的行动进一步加大,以至朝野党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天启三年(1623年)的“癸亥京察”,又轮到东林骁将赵南星来主持。他趁机对齐、浙、楚诸党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导致此三党人物为了自保,不得不联合起来并依附于魏忠贤门下,终于形成了之后以魏忠贤为首,齐、浙、楚三党之大部为辅的明季阉党,自此开始了魏忠贤阉党与东林党人之间的血腥政治斗争。


针对天启三年这次京察中东林党人的报复行为,前辈学人谢国桢先生曾道,“天启三年的京察,赵南星未免做的太辣,但魏忠贤的残戮,又未免太毒了”(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等于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余以为谢老斯言甚为是。


如果说党争开始只是纯粹的政见和价值观分歧的话,那么到后来则彻底沦为全然不顾天下国家的意气之争、利益之争、帮派和个人恩怨之报复,无论是东林党还是齐浙楚三党,这一点都莫不如此,其间没什么区别。此种情形一直保持到明亡,甚至明亡之后还在继续,直到清康熙年间才被基本消灭。


需要重点指出的是,东林党人对万历朝之后士人和官场风气之败坏,需要承担相当的责任,即使不是全部,也在一半以上。我的这种指责,就是基于因东林党人而起的这一系列京察事件(虽然万历二十一年癸巳京察时尚未有明确的东林名号,但其中主持人正是因此于二十二年起了东林,癸巳京察的骨干几乎就是东林骨干,以后的几起京察大纷争又多由东林党人出手而起,故有此说)。


因为明代官吏的大计——也就是京察和外察,在万历帝之前是件极为严肃的事情。虽然其考核过程并不是非常之严格和规范,但无论清官、冗官、贪官,都莫不视被考核察典点名批评为终身洗之不去的人格及政治污点。这在当时政治和风评上都是极严重的问题,所以人人凛然,廉耻之心常在。因此它既是一种他律,也让官员们因此而自律。


然而从“癸巳京察”起,到“辛亥京察”和“丁巳京察”之后,在大计中被点名弹劾者,几乎人人都知道是因党争而致,与被弹劾及被计官吏的品格和政绩几乎再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实际上京察和外察已全然失去了正常的评判标准职能,彻底沦为一件党争工具,甚至可说是成了党争的代名词。士大夫官僚们也因此彻底失去了对大计的那份尊崇,再也不把大计当一回事。其凛然及廉耻之心自然也荡然无存,故而吏风日坏。


在《明史·选举志》中,对万历朝党争及“辛亥京察”、“丁巳京察”所产生的严重后果这样说道:

弘、正、嘉、隆间,士大夫廉耻自重,以挂察典为终身之玷。至万历时,阁臣有所徇庇,间留一二以挠察典,而群臣水火之争,莫甚于辛亥、丁巳,事具各传中。党局既成,互相报复,至国亡乃已。

在这个问题上,无论东林党人当初的主观动机如何,后来对峙双方的格局又如何,可最终导致的客观结果是彻底败坏了弘、正、嘉、隆数朝士大夫廉耻自重,以挂察典为终身之玷之风气,破坏了这种由他律进而使官员自律的环境。我认为引发和加剧这种状况的东林党人,无论如何都是难辞其咎的。


另外,如《明史》所言,这些纷争除了引发党争,还使朝中“言事者益裁量执政,执政日与枝拄”,一向负有纠察风气、弹劾官吏之责的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等言官们时时抨击政府,与以内阁、内监为代表的执政方势同水火,在政治上形成了极为清晰的对立格局,“初,言路为(张)居正所抑,至是争砺锋锐,搏击当路……自是言官与政府日相水火矣”(《明通鉴》)。而吏、户、兵等府部势力则时而自成一派,时而摇摆不定,因时因利因人而定,为两者之间一股时明时暗的势力。


不过这种言官裁量执政,与政府日与枝拄的局面,虽然不排除有意气相争不顾大局的时候,但也使明代言官在大多情况下,尤其是中叶和晚明初期,得以秉持了难能可贵的士人气节。而言官清议也基本代表了当时的社会舆论和民意,有相当数量的言官不畏生死仗义执言,乃至以身殉道,如历经万历、光宗、天启数朝,在天启时被魏忠贤迫害惨死的御史左光斗、杨涟等人,便是其代表人物。


正因为相当部分言官和清议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定的民意和社会舆论,并且敢于仗节执言的言官们又往往有着相当良好的个人品格和素养,因此普遍为民间所推崇,其清望也日益高涨,到了最后,言官和清议又反过来开始影响官吏甚至内阁大学士的任命。如崇祯朝的周延儒,就是被当时有“小东林”之称的“复社”在野势力推上了首辅之位;崇祯四年(1631年)明军兵败辽东大凌河,后来的兵部尚书陈新甲时任宁前兵备佥事,因此被坐削籍,巡抚方一藻、监视太监马云程惜其才,上书请留,朝廷以为可,然而陈新甲却道,“臣蒙使过之恩,由监视疏下,此心未白,清议随之,不敢受”(《明史》)。凡此等皆可体现当时言官清议之威力。


只是言官中一样会有趋炎附势及无耻之辈,因此言官清议虽大体为持节之论,也未必全都是好的;又清议之力既然日盛,自免不了有利害,有利害就有党派,有党派也就开始了党争,于是言官清议最终不免还是变了味道。


二、思想演变和士风之变


就在政治体制转换的同时,明代士人思潮及士风,也在复杂而动荡不安的政治大背景下,开始了自己的转变之旅。


明代士人之思想,起始秉承的是程朱理学。明成祖亲自作序颁布的三部理学大全——《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实为程朱学派的论著汇总,程朱理学自此一统天下而成为明朝的国学,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论当时情形为“家孔孟而户程朱”,“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学亡”。


由于宋明理学都片面强调所谓的“去人欲、存天理”之纯粹的伦理道德,虽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也使得一些士大夫对节操和伦理道德的追求几近于偏执,这种极端思潮对整个社会亦产生了相当的负面影响。


因为对伦理思想的极端化和绝对化,所以“去人欲、存天理”这种政治伦理思想直接取代了社会经济思想,它要求人们禁绝自己的“私欲”,声色犬马固然不可以,“慕富贵”、“尤贫贱”也必须去掉,以求富贵为耻为道德品格的低下。尤其在嘉靖、隆庆以后,“禁欲存理”之论日益高涨,这显然是对工商业发展和社会生产力提高的极大阻碍。


明继程朱理学后,伦理道德的绝对化和权威化对人性和思想的桎梏也是显而易见的。相当部分士人因为此种对伦理和个人道德等方面的极端追求,行为近于“偏执”,同时将纯粹的伦理道理政治化,完全取代了政治理念和主张,甚至到了叫人目瞪口呆、匪夷所思的地步。他们可以为了维护某种信念和节操,前赴后继并持之以恒数十年地争执一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或者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结果是好是坏的事。


如嘉靖朝“大礼议”事件,满朝的大臣居然非要逼着皇上认伯父、伯母为父母,不得以自己的父母为父母,实在是有些滑天下之大稽。而当有人想出了两边都不得罪的折中方案时,这些近乎“偏执”的士大夫们,更准备设计将其在皇宫内群殴打死了事。万历朝的要求福王“之封国”事件,其中的福王有否去自己封国,和朝政关系不大,亦纯属宗法伦理和祖制要求,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事。像此等皇帝和大臣仅因礼仪或伦理等事意见相左,对峙数年乃至数十年不决,以至朝政荒废、纲纪沦丧者,为中国历史所仅见。


尽管多数朝臣的这种不怕罢官、不畏生死与皇帝对峙的骨气颇为可嘉,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却体现出了一种非常不足取的对道德的偏执。更有部分朝士孜孜以他们所谓的“道理”为大道,以求个人名节为重,为显一己名节之私而全然不顾大体,什么国计民生一概弃之脑后,实实在在地上演了一场叫人哭笑不得的闹剧。


因此承认士人群体对伦理道德执著大体是纯粹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这种“偏执”的背后,时常也有些不那么纯粹并相当功利的人和事存在,尽管它们往往被冠以道德和正义之名。

嘉靖朝的“大礼议”或者叫“议大礼”事件,在这些问题上就是个面面俱到的典型案例,而其事情本身又很有意思,因此值得细谈一番。


三、嘉靖朝“大礼议”中的皇帝和臣子们


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十四日丙寅,明武宗正德皇帝因溺水得病身亡,首件大事当然是继承大统的人选。因此谷大用、张永到内阁通报,并说奉皇太后命,要讨论后继者为谁的问题。


内阁首辅杨廷和高举《皇明祖训》示之曰:“兄终弟及,谁能渎焉!兴献王长子,宪宗之孙,孝宗之从子,大行皇帝之从弟,序当立。”而梁储、蒋冕、毛纪等内阁成员也都一致赞成这一议案,太监们将此意见入启皇太后,不多久,太监奉遗诏和太后懿旨,出来宣谕群臣,继位之事一如杨廷和所请。


于是刚刚才继承了兴献王藩位的朱厚熜,自其守孝处进京入继大统。这位兴献王朱厚熜的父亲,与正德皇帝的父亲明孝宗弘治皇帝是兄弟。


四月,朱厚熜抵达京师附近,却被内阁杨廷和等人派来的官员挡驾,告知他要自东安门入宫,居文华殿。这种走法和安排,乃是即皇太子之位的路线,不是即皇帝位的路线。


别看朱厚熜年纪小,才十五岁,但他是嫡系宗室,受的教育应该是相当不错的,而且显然还很聪明,当下他严词拒绝道,“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又以正德遗诏中“兄终弟及”等语为据,乃自定由大明门入奉天殿,然后即皇帝位,年号嘉靖。


这第一回合,小嘉靖的表现无论从哪一面看,都极其有理有节,胜得非常之漂亮。而且从后来的发展看,这是相当重要的一步,所谓名正言顺,他既然没做过孝宗皇帝的太子,当然也就不用去认孝宗做父亲了。


而那位杨廷和,乃是正德朝的资深内阁,他在正德死后独力秉政四十余日,并设计除去江彬等人,史称其“有经济之远略也。至其诛大奸,决大策,扶危定倾,功在社稷,即周勃、韩琦殆无以过”,以其为代表的内阁势力此时也顺理成章地日益壮大起来。


而嘉靖这年不过才十五岁,杨廷和等人大约是想给他来个下马威,于是要嘉靖先走即皇子位的路线,再行登基礼。平心而论,此要求实属无礼之至,因正德的遗诏中非常明确地说“伦序当立”,“遵奉《祖训》,兄终弟及”,而历史上皇帝无嗣,按长幼亲疏顺序排出来的某王继位的事例多的是,并不是非要先做了皇子才能做皇帝的,何以嘉靖就得先做皇子才能即位?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封遗诏当初还是由杨廷和本人手书的。


杨廷和杨廷和等人没想到小嘉靖那么厉害有主张,居然完全不听自己的,于是立即开始了第二回合的行动。


在嘉靖即位后的第六天,杨廷和授意礼部尚书毛澄等人上书,翻出汉定陶王、宋濮王的案例道,嘉靖必须尊伯父孝宗为父亲,称“皇考”,对生父只能称叔父——“皇叔考兴献大王”,母亲为叔母——“皇叔母兴献王妃”,对亲生父母自称“侄皇帝”,并声称朝臣如胆敢对此有异议者,即为奸邪,当斩。

其他不说,只这“奸邪”、“当斩”两词,杨廷和权势熏天之形已然灼灼可见。


在正德遗诏中明确说了嘉靖是“伦序当立”、“兄终弟及”之语后,杨廷和等人还依然强要嘉靖改宗,这种匪夷所思的“礼仪”,显然不可能为嘉靖所接受,他当即大怒道:“父母可更易若是耶!”


由于内阁势力的强大,嘉靖在此问题上无法独断专行,双方数个来回都没分出胜负,一直僵持到七月,事情才开始有了转机:在礼部观政的进士张璁,对杨廷和、毛澄等人的意见提出了异议。


张璁,字秉用,永嘉人,正德十六年进士,其人学识过人,尤精于“三礼”。他正是倚仗自己所长,对杨廷和等人的论点发出了一记近乎致命的打击。


张璁首先指出,汉哀帝、宋英宗虽然是定陶王、濮王之子,但却都是早被汉成帝和宋仁宗“预立为嗣,养之宫中”的,他们本就是因继嗣为人子之后才有了登基的途径。换句话说,他们就是为了做皇帝而先被过继做了太子的,名分早在登基之前就变了,因此杨廷和等人所谓的“为人后者为之子”对他们来说,是当然的。


但是正德驾崩指定由嘉靖继位,在遗诏中却丝毫没有要嘉靖为本宗继嗣之意:“大臣遵祖训,以陛下伦序当立而迎立之。遗诏直曰‘兴献王长子’,未尝著为人后之义。”


因此,张璁认为嘉靖以兄终弟及而即位,与汉哀帝、宋英宗两人因先继嗣而后登基的案例,性质完全不一样,所以嘉靖应该“继统不继嗣,请尊崇所生”。


接着他又从礼制上指出了大臣们犯的错误。如《礼》有明文,为人长子者不得为他人后,嘉靖乃兴献王独子,如为他人之后,则为自绝其宗,大违礼制;嘉靖生母健在,按《礼》义则子无臣母,如依杨廷和、毛澄等人的意见,则生母变为叔母,母子关系也将一变为君臣关系,此又属违制之举;等等。所以他建议嘉靖在京城建兴王庙,迎养生母,以全尊父养母的大孝。


可以想见嘉靖看到这份奏章后,当然会极其兴奋。他大喜道:“此论出,吾父子获全矣!”于是立刻将张璁的疏章交内阁票拟,要阁臣们重新讨论追尊自己父母之礼。


杨廷和等人见到这份疏奏后,顿时全都傻了眼。他们心里都很清楚,他们谁也没这个能力与张璁去当廷论衡,于是只好一面回避与其正面交锋,一面唆使言官们上表弹劾张璁。但这个时候嘉靖母亲兴献王妃蒋氏却正好抵达通州,她听说了这次廷议的内容后,知道不但自己做不了皇太后,连做了皇帝的儿子都要丢了,一怒之下遂停驾通州不进。


嘉靖十分机灵,立刻借机发作,声称与其如此,还不如归藩去侍奉母亲,大有一副准备不做这个皇帝的架势。


这一着顿时让杨廷和等人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而张璁此刻却再次发难,凭借自己对礼制的熟悉写了《大礼或问》,其中详论礼制之尊崇和继统、继嗣等事,不少大臣看过后颇为其精熟的学问和道理所折服,如礼部侍郎王瓒就开始明确表示支持张璁之论,并为其在朝中大力宣扬。


杨廷和发现了此种情况,随后他又知道张璁准备将《大礼或问》上呈嘉靖,当下十分紧张,遂使出怀柔手段,命翰林修撰杨维聪等人去劝诱张璁,试图阻止其奏议。


不幸的是张璁没那么傻,他当然知道杨廷和的打算,丝毫不为所动。果然,嘉靖见到《大礼或问》后,立刻又将此章发去礼部讨论。杨廷和知道大势已去,自己已无能完全阻止嘉靖,只得以退为进,抢先声称奉弘治皇帝张皇后的懿旨票拟礼部,以兴献王为兴献帝,兴献王妃为兴国太后,祖母邵贵妃为皇太后。


看起来嘉靖好像是胜利了。其实不然,因为杨廷和在这个步骤中留了个尾巴。


他只说了是奉皇太后的懿旨,即是表示内阁和廷议还没有认可这个意见,这便是为日后再起风波张了本。同时杨廷和又利用职权,命吏部将张璁外放南京任事,免得他再帮着嘉靖和自己过不去。


嘉靖元年(1522年)正月,杨廷和与给事中邓继曾、朱鸣阳等人,借清宁宫后殿发生火灾而再起风波,挟天意之名,引五行五事为废礼之证,发动廷臣百余人上疏,最终迫使嘉靖母子接受了认孝宗弘治皇帝为父,称“皇考”,兴献帝和兴献后不加“皇”字,在称谓前加“本生”二字,称“本生父母”以示区别的方案。在此期间,杨廷和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几三十疏”。


也许有人会说,不就是个称呼而已,又没什么实质后果,至于那么严重吗?


我说,后果确实很严重。由称谓改变而导致的一系列后果,对嘉靖母子这对孤儿寡母来说,尤其严重。


如在嘉靖元年十一月十八日去世的嘉靖祖母邵氏,经此一变,立刻由原本的嫡祖母降格为庶祖母,去世后不能享受正牌皇太后的待遇,规格要减半,诸如只能哭灵一天,孝服穿十三天就得除去,不可以诏告天下等。


这也就罢了,更大的问题在于,通常皇帝的生母、祖母,哪怕不是正宫,一旦其子孙当了皇帝,母以子贵,多得以附葬皇陵,甚至已经下葬的再挖出来改葬去皇陵的都有。可嘉靖这一改宗认父,却使得自己祖母能否附葬于祖父明宪宗的茂陵,都成了大问题。


果然,在这一问题上嘉靖一家遭到了杨廷和等人的阻挠。


但嘉靖在对至亲尽孝这一节上的坚持,还是很强硬的。他祖母邵氏晚年得了眼疾不能视物,在得知嘉靖做了皇帝之后,曾拉着他从头到脚摸了好半天,十分高兴,若是按照杨廷和等人的意见,这老太太可就是白高兴一场了。


嘉靖哪里能咽得下这口气,当下他不顾大臣和廷议的反对,坚持将祖母附葬茂陵,并且自己穿足了二十七天的孝服,于服除以后才临朝,而且还坚持在原来自己兴国封地安陆的祠庙中,使用了和太庙一样的庙乐,坚决不降低等级。


这些,确实不可以去指责嘉靖独断专行和蛮横,一来这虽然说皇帝事就是国家事,但也毕竟还是皇帝家的私人事务,和对先皇的称呼这种问题不太一样,并不涉及其他问题,因此不好过多干预;二来要知道正德和嘉靖,同为宪宗的孙子,正德的父亲明孝宗弘治皇帝,和嘉靖父亲兴献王是同父异母兄弟。


当年明孝宗弘治的生母孝穆皇后纪氏,是广西少数民族土官的女儿,于成化年间明军南征时被俘入宫中,任女史时被宪宗私幸,后来生下了孝宗。


兴献王母亲邵氏,是被杭州的镇守太监送进宫,在宪宗召幸后,册立为宸妃,进贵妃,育有兴献王朱祐杬以及岐、雍二王。所以那纪氏乃是“私幸”的女史,而邵氏则是“召幸”的后宫,要说身份合法和手续齐全,显然邵氏还比纪氏强点。


而宪宗的正宫皇后孝贞纯皇后王氏无子,所以严格说起来,孝宗和兴献王这两脉都不是嫡出,都是正牌的庶出小宗。孝宗是皇长子而不是嫡子,这和万历时期的“争国本”的主角朱常洛身份一样,是比较容易受到威胁的。


孝宗生母纪氏死后,谥号为“恭恪庄僖淑妃”,先葬于京西金山,直到孝宗即位后,才被追谥为“孝穆慈慧恭恪庄僖崇天承圣皇太后”,迁葬到了茂陵。大家都是一样的皇帝,孝宗可以把死去埋葬了的母亲挖出来迁葬茂陵,现任皇帝嘉靖要将刚去世的祖母附葬茂陵,却遭到了大臣们的干涉和反对,此等做法得无太过乎?


杨廷和等人,为了维护其孝宗——武宗大宗体系之延续,一再坚持所谓的“废小宗,昭穆不乱。废大宗,昭穆乱矣。先王所以重大宗也。岂得不废小宗以继大宗乎?”“为大宗立后者,重其统也。重其统不可绝,乃为之立后。至于小宗不为之后者,统可以绝,则嗣可以不继也”等强词夺理之意见,可从以上论及的体系延续来看,所谓的孝宗——武宗的大宗体系,实际上本就是不大立得住脚的。内阁和朝臣势力因此强迫嘉靖改宗认父,要他自绝其父一宗,自贬尚在世的生母、祖母,去继孝宗——武宗一脉的宗祧,实为无由之谈,不免欺人太甚。


平心而论,嘉靖的这些行动,无论于礼制、于人伦、于情理,都十分有理有节。而且嘉靖其时尚只得十五六岁的半大年纪,就知道如此一力维护自家父母至亲,与满朝资深政客对峙并获得了这样的结果,实属难能可贵,也确实难为了他。


嘉靖二年(1523年)十一月,身在南京刑部的张璁于理论上的准备已足,同时也取得了朝中部分中下层官吏的支持,如霍韬、方献夫、熊浃、黄宗明、黄绾等人,还有个别高级官吏,如前朝老臣杨一清及湖广巡抚席书。遂先由他在南京刑部结识的盟友桂萼领先向内阁发难,再次要求议大礼,坚持其“继统而不继嗣”的主张。


嘉靖对此当然求之不得,立刻要求群臣讨论此事。杨廷和心知这回定然此事无善了,且两年前就无人能应对张璁的诘难,此次也同样无法对付,他又不可能阻止嘉靖重议这事,于是干脆上书乞休,嘉靖倒也没有去难为他,指责了几句“因辞归咎,非大臣道”这样的场面话后,依旧赐给他玺书,并“给舆廪邮护如例,申前廕子锦衣卫指挥使之命”,让他致仕去了。


但是,杨廷和虽去,其朝中势力却依然照旧,内阁蒋冕、毛纪,礼部尚书汪俊等人坚持“继嗣”主张。嘉靖三年(1524年)二月,汪俊等集七十三人继续上书对抗嘉靖,声称“八十余疏二百五十余人,皆如臣等议”。


嘉靖帝为对抗群臣,下令召桂萼、张璁、席书进京,准备当面辩论,廷议“大礼”。


汪俊等人心知张璁、桂萼一到,当面廷议只怕无人能敌,于是再次以退为进,急忙召集群臣于内阁商议,最后提出嘉靖父母称号中加一个“皇”字,称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兴国太后为“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同时胡瓒等人以结果已出为由,请下诏令桂萼、张璁等人不必再进京。


四月,已经抵达凤阳的张璁等接诏,但对此主张很不以为然,并不为之惑,他再次上书,提出“孝不在皇不皇,惟在考不考”,提醒嘉靖不要上当,“礼官惧臣等面质,故先为此术,求遂其私。若不亟去本生之称,天下后世终以陛下为孝宗之子,堕礼官欺蔽中矣”,要嘉靖坚持要去掉那“本生”二字。


嘉靖接书后顿时醒悟。


五月,张璁、桂萼奉召抵达北京。


内阁的继嗣派见不能阻止张璁等人入京面质,又不敢和他们当面辩论,于是开始使出了最后的绝招:如果从政治上不能消灭对手,那么就从肉体上消灭,最好是从政治和肉体两方面同时彻底消灭张璁、桂萼。


正义、道德,自古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中国士人于此道一向都很精通,往往一旦在学术上无法取胜,就会转而考虑从肉体上去消灭对手,是以中国历史上的庙堂学术之争,几乎到最后都是以血淋淋的肉体消灭而终结。关于这招,历史上比较经典的案例,是当年墨子和公输般之间的一场斗争。


楚王得到了公输般的帮助,设计出了很多攻城器械,于是准备藉此攻打宋地。墨子知道后就去了楚王那里,在楚王面前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般九设攻城之机变,被墨子九却之,最后公输般计穷而墨子还尚未出全力。


过了一会儿,公输般缓缓地道:“我知道怎么胜你,但是我不说。”


墨子也慢条斯理地回答道:“我知道你想怎么胜我,但我也不说。”


这下轮到楚王纳闷了:“你们俩做啥?和我躲猫猫,让我猜谜语啊?”


墨子道:“公输大师的意思是只要杀了我,就可以去打下宋地。不过可惜的是我的弟子禽滑厘早已带了三百人去那里,并且准备好了我设计的器械,所以现在即使杀了我也没用了。”


于是楚王只好甚善甚好了一番,攻宋一事就此不了了之。


如果不是墨子先留了禽滑厘这后手,恐怕那天他走不出楚王宫。


而现在的内阁继嗣派,也准备使出公输般这最后的一招了:我杀了你,就胜了你。


于是,张璁、桂萼二人刚到京师,“众汹汹,欲扑杀之。萼惧,不敢出。璁阅数日始朝”。


而后言官给事中张翀等三十余人又连章上奏道:“(张璁、桂萼)两人赋性奸邪,立心憸佞,变乱宗庙,离间宫闱,诋毁诏书,中伤善类。望亟出之,为人臣不忠之戒。”当时礼部尚书汪俊已因议“大礼”与建庙事和嘉靖争执太过而去职,嘉靖令张璁派的席书接任此位,而席书尚未到任,给事中张汉卿就已开始弹劾席书赈荒不法。然后张翀将这些廷臣弹劾张璁、桂萼等人的章疏交与刑部尚书赵鉴,令其上奏,赵鉴一面貌似公正地请嘉靖将此事交由大理寺来勘察,一面私下与人道“得谕旨,便捶杀之”,打算一旦骗过嘉靖获得了同意调查的旨意,那么只要张、桂、席等人踏进大理寺,就直接毙杀他们。


谁知道这阴谋却被张璁等人侦知,遂即刻以此语上奏嘉靖。嘉靖“亦令对状。璁、萼乃复列欺罔十三事,力折廷臣”,于是嘉靖大怒,严责刑部尚书赵鉴等朋比为党陷害正人,张翀等人构陷不忠,干脆进张璁、桂萼为学士,顿时朝廷骇然,内阁势力一时为之夺气。


为了最后一搏,内阁又集合诸曹各具一疏,力陈继嗣之道,这次署名者达到了二百二十余人之多。

七月,嘉靖在左顺门召见群臣,宣布准备去掉生母章圣皇太后之尊号中的“本生”二字,群臣力争不可,结果双方再次不欢而散。


会朝罢,在出宫途中,杨廷和之子杨慎以“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为号,鼓动群臣;张翀等人又以“今日有不力争者,必共击之!”为威胁,裹二百三十余大臣跪伏左顺门外号啕大哭,更有人大声呼号“高皇帝、孝宗皇帝”。


嘉靖下旨要众人退去,众人不从,一直对峙到中午,终于爆发了前文中所说的左顺门廷杖大臣的“哭门”事件,酿成了嘉靖登基以来的首起大案。


在此案中先后共有一百八十余名大臣被杖责,御史王时柯、员外郎马理等十八人被打死,一百三十四人下狱。


九月,礼部尚书席书和张璁、桂萼、方献夫奉嘉靖诏,于阙右门与群臣开始论辩议大礼,最终结果以张璁派大胜而告终。《明史·席书传》载有席书对此事的报告曰:

臣书、臣璁、臣萼、臣献夫及文武诸臣皆议曰:世无二道,人无二本。孝宗皇帝伯也,宜称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伯母也,宜称皇伯母。献皇帝父也,宜称皇考。章圣皇太后母也,宜称圣母。武宗乃称皇兄,庄肃皇后宜称皇嫂。尤愿陛下仰遵孝宗仁圣之德,念昭圣拥翊之功,孝敬益隆,始终无间,大伦大统两有归矣。

九月十五日,嘉靖诏告天下,称伯父孝宗为“皇伯考”,父亲兴献皇帝为“皇考”,母亲章圣皇太后为“圣母”,大礼终于议成,结束了这场长达三年多的“大礼议”。(《明世宗实录》《明史》《明伦大典》《张文忠公集》)


对这场纷争,后世者即使赞杨廷和一派之强项,也多不赞成杨廷和一派的主张,如清人就很不赞成他们哭门之类的过激行为,说“群臣至撼门恸哭,亦过激且戆矣”,并于《明史》中坚持继嗣一派的诸臣传记中评道:

“大礼”之议,杨廷和为之倡,举朝翕然同声,大抵本宋司马光、程颐《濮园议》。然英宗长育宫中,名称素定。而世宗奉诏嗣位,承武宗后,事势各殊。诸臣……争之愈力,失之愈深,惜夫。

虽然,杨廷和、杨慎父子以及其余几位内阁大臣在正史中获得的评价都很高,如“蒋冕、毛纪、石珤,清忠鲠亮,皆卓然有古大臣风”等,但在个人品格上,其实未必个个都是私德无亏的,同时在“大礼议”中,动机也并不都那么纯粹。


杨廷和、杨慎父子就是一例。


杨慎,字用修,号升庵,江西庐陵人。父杨廷和于正德二年(1507年)入阁,后累迁至内阁首辅。杨慎于正德六年(1511年)举进士,在参加殿试前,当时的内阁首辅李东阳将考题预先给杨慎看了,所以在殿试时杨慎“所对独详”,列一甲第一,也就是状元。(王世贞:《弇山堂别集》)这件作弊案件,到日后才渐渐泄露出来,和他同时代的李贽所写的《续藏书》和稍后的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均道,京师百姓对杨慎有“面皮状元”、“关节状元”之称。


杨慎赏花只是杨慎的才华还是相当好的,倒不是那种不学无术纯粹靠关节作弊拿功名的纨袴子弟,他在诗文、考据、学术方面都有相当的成就,可惜学风不大好,和他作弊拿状元一样,往往喜欢作假,颇为后人所诟病,尤其是像《石鼓文音释》这样的伪作,若非宗师们辨之,对学界的贻害是严重的。至于像《汉杂事秘辛》这一类伪作,当文学作品看看就是,倒也无甚大碍。


杨慎在“大礼议”中,是完全站在其父一边的。不过父子一起上阵,本没什么可指责的,但其父掀起的“大礼议”,实质上却不纯粹是礼仪和伦理道德问题,而是有不少政治利益在内的,这就有问题了。且杨家父子在纷争中使用的一些手段,也不那么光明正大,包括继嗣派一些素有清名的主力大臣在内,几次要以正义道德之名陷害乃至企图谋杀张璁、桂萼两人,更是十分令人齿冷。


再反观张璁、桂萼,在此过程中却一直堂堂正正没什么私欲在内,大鸣大放无所畏惧,乃是真正的士人楷模。


不过此案中除杨廷和不多的几位内阁势力代表人物外,大多数士人是没什么政治和现实利益动机的,他们纯属因学术观点和理念不同,为了对士节的秉持而坚持自己的观点,为此他们与皇帝分庭抗礼不为之屈,乃至死也要抗争到底。先不去管他们观点的对错,只这种气节和勇气,确实很令人赞叹也值得尊敬。


他们这种近乎“偏执”的坚持,现在看来似乎有些可笑,但我们也必须要承认,正是这种对伦理道德的“偏执”,使得相当部分士人能为国为民不计个人得失,甘犯天颜仗义执言,甚至悍不畏死以身殉道,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一个国家的纲纪伦常和政治清明。是以明前期至中叶的正德、嘉靖、隆庆及万历朝前期,虽然整个国家的政治日渐不堪,皇帝们也一蟹不如一蟹,可士风却与此形成了鲜明对比,总体上来说还是很不错的。如明前期和中叶与奸宦王振、刘瑾的斗争,正德时期的“谏南游”,明季初与魏忠贤阉党的斗争等,包括嘉靖时期的“大礼议”在内,无论面对的是奸佞还是皇帝,士大夫集体都表现出了知识分子应有的节操和各种可贵的信念,这多多少少给了老百姓们一丝希望,并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某些政治弊端。


四、皇权和阁权的政体之争


“大礼议”除了表现出士人群体之学术和价值观分歧之外,其本质上还是皇权和阁权的政体之争,也是传统程朱理学和新兴哲学思想代表阳明心学之间的纷争。


明朝自朱元璋废宰相以六部尚书治天下,皇权大盛,天下权柄独操皇帝一人之手,而内阁大学士逐渐复宰相之形,滥觞自英宗继位,太后有事先请内阁杨士奇等人咨议之时。无论如何,皇帝一人对六部章奏下判断的制度过于依赖皇帝的个人品格和能力,侥幸成分太甚。而明中叶前后逐渐成形的内阁制度,则是一套班子在提供决策,且内阁学士至少要人望、学识等各方面都有相当过人之处才能入选,虽然也有不怎么地的人,但一定是一步步考上来、在工作中锻炼上来的,无论如何总胜于把国家大事全寄希望于今上一人之圣明。


嘉靖朝“大礼议”之争,实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皇帝和内阁的斗争,而此时的六部和言官清议,则几乎清一色地站在了内阁一边,因此形成了皇帝一人独对内阁、朝臣和言官清议的局面,局面对皇权是相当不利的。


从制度上说,这应该是一件好事,虽然杨廷和等人在此事上并不占理。


杨廷和内阁当时曾连续四次封还嘉靖的上谕,嘉靖对此无可奈何,始终无法独断专行直接下令礼部执行他的意见。


当然,这与当时六部尚书及官吏唯内阁马首是瞻也有很大关系,倘若如后来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癸巳京察中的吏部尚书孙鑨一般,府部直接越过内阁与皇帝发生关系,杨廷和内阁很可能就无法与嘉靖对峙这么长时间。


要找几个想更上一层楼的府部官员出来帮皇帝说话还是很容易的,而内阁首辅却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除非谋逆,再也上无可上,就只余名节和权势了。因此一旦内阁实实在在地掌握了“票拟”大权,想要其让权而天下为公,就不那么容易,尤其是在臣强主幼的情况下。所以两朝老臣杨廷和与他一手拥立的十五岁小皇帝嘉靖之间的这场斗争,无论杨廷和出于什么目的,或想大展宏图,或想一逞人臣之极,凡此种种都足以让他与嘉靖去争夺对政务的决策权。


杨廷和迎立嘉靖之初,如果从为公视角看,大约是他鉴于前朝时外朝完全不能限制正德,因而希望通过登基和大礼议等手段给嘉靖造成一个既成事实,以内阁和外朝对皇权进行制约。尤其他在四十多天的独掌大权时期,不但清除了前朝的宦官势力,还废除了相当部分正德时期不合理的制度和设置,朝野评价之高一时无双。在此种情况下,他当然是非常不愿意看见再有一个像正德那样的昏庸皇帝来毁其大好形势的,因此无论于公于私,他都希望能对新皇帝进行制约,以免又出一个正德。

但是他一手扶立的小嘉靖,还没进北京,就给了他一闷棍,显得非常桀骜不驯,拒绝按照他和礼部规划的程序走。


这不能不让他感到恐慌:如果这个皇帝又和正德一样,刚愎自用胡作非为,那么当前大好形势将毁于一旦。因此他与小嘉靖开始了较量,而斗争的目的就是获取权力,内阁制约皇帝的权力。


我相信杨廷和的动机是好的,但他的才具不足却也是事实,并且就在这个时候充分地表现了出来。

杨廷和一手制订的登基程序遭到嘉靖帝的抵抗,应该说是出乎他意料的,因此他很可能没有多想,也没认真做准备,就顺势借机发作,带有很强随意性地选择了与嘉靖帝本身及其父母身份有关的这么一个极敏感、又非常伤害嘉靖个人感情的问题来发作。


在这个问题上,杨廷和显然产生了严重的判断错误,因为对嘉靖来说,自己的身份和父母的身份问题,可以肯定是一定会耿耿于怀的,也几乎不存在认输罢休的可能性。因此杨廷和显然选错了发作的事端,随后他又错误地使用了一系列政治手段,终于激起了朝中部分非内阁势力的言官们的强烈反感和反对,导致了这场斗争的最终胜利者是嘉靖,而杨廷和关于内阁权力架构的努力,则因此被彻底地瓦解了。


嘉靖在左顺门廷杖“哭门”大臣,标志着嘉靖帝和内阁势力的彻底决裂,并且明确表达了他要将内阁纳归于皇权之下的决心。


这同时也显示了在当时政治制度下,实际内阁和外朝对皇帝的制约是相当薄弱的。在此我们需要充分认识一个问题,虽然客观上嘉靖朝是内阁权势的发展时期,但这是由于嘉靖不热心政治而致力于礼制、修道,将日常事务交由内阁办理导致的,绝非是内阁对他的制约程度真的有多高,只要看张璁之后的内阁首辅如夏言之不得善终,权势大如严嵩父子也一样随时可以被杀、被逐,就可知道这是个残酷的事实。


总之,只要嘉靖对内阁有猜忌,那么内阁的大限就到了。事实上,在嘉靖帝、万历帝之后,明朝再也没有出现过如“大礼议”时杨廷和内阁对嘉靖帝,万历时“争国本”那种对皇帝进行牵制和激烈抗衡的状况。


其实阁权和外朝对皇权的制约,其存在基础是非常薄弱的,因为它仅仅存在于皇帝对这种制约制度认可的前提下,一旦皇帝翻脸不认账,这种脆弱的平衡马上就会被彻底打破,之后便江河日下一发不可收拾。


又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满天下确实也未必只有这几位能做内阁去打理政务,像“大礼议”后,新兴势力张璁所主持的内阁进行改革并有所作为,使嘉靖朝前期的政治与正德时期相比清明甚多,就是一例。因此皇帝如果翻脸,大不了把不服气的朝臣换一轮就是,至于换上去的人能力、品格好坏,那就要看皇帝的个人嗜好和大家运气好不好了,幸亏张璁内阁是不错的,倘若换成后来严嵩那样的内阁,其后果可想而知。


独断专行,始终是皇权制度的重心所在。


“大礼议”事件的后果,也并不仅仅是阁权的败退,其后果之复杂,我想应该说超出了当时人的想象。当然,这对当时人来说,应该是一个无法企及的高度,而现在我们可以很幸运地凭借那么多年来的思想进步和积累,站在一个他们达不到的高度以现代眼光回过头去,从容地审视这一切。


嘉靖以十五岁的年龄继位,还没进北京和皇宫,就遭遇了内阁和朝臣的一系列打击,即位以后的三年多时间里,又被迫一直反复纠缠于“大礼议”,而这些恰恰都牵扯到当时极被看重的人伦孝悌观念问题,再加上当时嘉靖的父亲去世不久,这位十五岁的孩子对母亲及祖母之亲情依赖,还有为父亲一宗继香火的责任等,突然将被大臣们强制剥夺。几乎可以肯定,大臣们这种因政治利益而炮制出的扭曲得近乎畸形的所谓“礼制”,以及内阁势力和言官清议给他的巨大压力,严重伤害了嘉靖的个人感情。


在这种状态下爆发的左顺门廷杖大臣事件,从表面看,是“大礼议”之争的终结。其后嘉靖威福自操,在他的授意和默许下,新兴内阁势力对“议礼”诸臣基本都进行了报复(或者也可以说是政治需要的新旧内阁势力更替)。


但实质上,这些举动显然也使嘉靖开始尝到了甜头,充分认识到了皇权的巨大威力,并让他在对大臣们无可奈何几年之后,突然发现了一个能随意对大臣们泄愤及报复的手段。对一个十几岁的年轻人,一个初、高中年龄的半大孩子来说,在承受了三年多屈辱、压抑及愤怒后,突然发现手中握有无可匹敌的巨大权力会导致什么结果,几乎已不言而喻。


因此,嘉靖杖杀朝士之数量,独步有明一朝,朝臣虽朝服亦不免冠带受辱,所谓“中年刑法益峻,虽大臣不免笞辱……公卿之辱,前此未有……四十余年间,杖杀朝士,倍蓰前代”云云,并非毫无来由。我相信这不是他天性所致,无论如何,不能把责任全推给他一个人去扛,杨廷和以及“议礼”的诸臣,不管其起始主观动机如何,客观结果就是他们至少要对此种后果,承担一半甚至大半责任。


需要提一下的是,嘉靖对使他全家得遂心愿并出了大力的张璁,虽然也有贬谪的时候,但总体来说还算是一力维护,有始有终的。在张璁死后,他也表现出了与张璁比较深的君臣感情。再联系嘉靖坚持为父母争名分的举动,这多少让人感受到嘉靖身上的复杂和矛盾之处,正是这种复杂而矛盾的人性的表现,一下子使他的形象生动了许多,多了很多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一个政治符号的内容,这又不得不让我生出颇多感叹。


不过话说回来,即便是这样,张璁为官中途还是有三次致仕和一次罢官。


这固然与张璁的刚直性格有关,但也说明了嘉靖经此一役后,对朝臣和权臣一直持一种猜忌和不放心的态度,他甚至可以因为彗星出现而怀疑朝中有大臣擅权,从而导致张璁的去官离职。


“大礼议”事件对嘉靖个人的影响,还表现在他此后热衷于礼仪制度,对孝悌人伦等问题极为重视。记录了“大礼议”全过程的《大礼集议》,后来被他赐名为《明伦大典》,而议礼则成了嘉靖朝一个显著政治特点,乃至于嘉靖有“议礼皇帝”之称。


只是礼仪制度再复杂也有尽头,且礼制本无外生喜死丧而已。


很多年后,当嘉靖发现皇家和世俗礼仪再没什么可以研究时,便转而去研究虚幻的、可以无穷尽进行下去的道家礼仪,并因此对道教产生了浓厚兴趣。


到最后,嘉靖终于成了一个成天穿着道家服装的炼丹皇帝。我想,这其中有相当部分原因,是拜那些大臣们搞出来的“大礼议”所赐。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出于种种原因,明代著名的思想家王阳明没有直接参与“大礼议”之争,但他却是一直站在嘉靖、张璁这一方的,他的“先王制礼,皆因人情而节文”的思想,为其弟子支持嘉靖和张璁、桂萼等人的主张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他的弟子之一就是张璁派的大将席书,其他弟子如黄宗明、黄绾、方献夫等也都是张璁派的骨干力量,他本人也明确地对此事表过态,在《王守仁全集》卷十二所载的《与霍兀厓宫端》一书中,他曾这样说道:


往岁曾辱《大礼议》见示,时方在哀疚,心善其说而不敢奉复。既而元山亦有示,使者必求复书,草草作答。意以所论良是,而典礼已成,当事者未必能改,言之徒益纷争,不若姑相与讲明于下,俟信从者众,然后图之。其后议论既兴,身居有言不信之地,不敢公言于朝。然士夫之问及者,亦时时为之辩析,其在委曲调停,渐求挽复,卒亦不能有益也。后来赖诸公明目张胆,已申其义。

“心善其说”、“意以所论良是”云云,已可十分明确地知道他的态度了。事实上,后来也有相当多的学人们认为,这场新旧士大夫集团之争,实质上也是新兴王学及正统朱学之争。


五、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


在“大礼议”中占绝对多数的继嗣派大臣,基本都是秉持传统程朱理学的士人,此战中他们以为“最得义理之正,可为万世法”,据为基础和范例的,就是宋程颐的《濮议》又称《濮园议》,全名为《代彭思永上英宗皇帝论濮王典礼议》,南宋赵汝愚的《宋朝诸臣奏议》中名为《上英宗乞罢濮王称亲》。


明代的哲学思想秉承宋儒,自明中叶王守仁也就是王阳明的心学开始蓬勃,经由明季惨烈的党争及明清易代的社会大动荡之后,终于进入了经世致用的清初实学在中国思想史上,不同时期对“实学”的解释各不相同,就是在同一时代,各学派也均有各自不同的解释。大致上,宋明理学以其所讲求的“理”为“实理”,有关道德的学问就是“实学”,重《大学》《中庸》而反对读史;清代的经、史学家们,则指宋明理学所讲求的“理”为“虚理”,故其“学”亦是“空虚之学”,他们认为经史之中的制度、人事、训诂之学才是“实学”,因此重《五经》《二十一史》等。为方便起见,本书所说的“实学”,概指清人所倡之“实学”,以免歧义。


王阳明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都极注重伦理道德。程朱理学将经学,特别是《中庸》的“道”、“理”,视为用之不尽的经世之学。朱熹认为宇宙中的一切事物,虽千差万别各有不同的性质,但它们都是来自一个不变的“理”,这唯一的“理”就是所有事物的本体,谓之“源头活水”。王阳明虽然不尽同意朱熹的理论,如提出了“知行合一”说,并认为“理”不在心外而在心上,“良知”才是本体等,但两者的目的和方法是基本一致的。阳明心学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相当地位,但其积极作用以及和程朱理学的比较,都与当前主题关系不大,且相关论著甚多,故于此不再赘述。


阳明心学之起,本源于王阳明得罪正德时期的权宦刘瑾、历九死一生谪居贵州龙场期间。其后他统军镇压农民起义、平息宁王叛乱,但再次受到张忠、江彬、许泰等人的陷害,又险些丧生。权宦刘瑾的迫害,因民不聊生而爆发的农民起义,试图夺取皇位而起的宁王叛乱,张、许等人因争权夺利而对他的诬陷,这些无不使王阳明深刻感受到了“私欲”之可怕。在这种大背景下产生的心学,其核心自然就是“去人欲,存天理”,格外注重于伦理观念和个人的道德修养。


正德到万历这几朝,因刘瑾执政而导致政体大变,内监逐渐凌驾于内阁之上,随即又出现了一位强悍的内阁张居正,于是上有胡作非为的皇帝,中有飞横跋扈的内阁和太监,下有争权夺利的朝臣,各级当权者予取予舍、生杀决于一念,朝纲日坏,党争大起,物欲横流。


面对此等政治上的黑暗情形,不能不使怀有济世思想的广大士人们苦苦寻求其产生的根源和解决之道。而此刻出现的心学比之以前的学说,尤其是主流理论程朱理学,有其相当积极的一面,如“去人欲,存天理”等既重伦理道德,又宣扬人人均可自内心去寻找成圣之道的观点等,而从形式上看,它也要比程朱学说来得更便捷,这些显然给当时沉浸于苦闷中的士人们带来了一线希望,给他们指出了一条似乎很明亮的希望之道,正可谓生逢其时。故心学从嘉靖初年形成完整体系后,即使遭到来自上层的一定程度的压制,也依然大盛起来,横扫当时。


因此心学的产生和发扬光大,除去因思想史本身发展之必然、积极的因素外,也起自并得益于当时的政治格局和形势,这两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


不过宋明理学均看重《大学》《中庸》,日日研究的重点也非事物本身,而是事物的本原,也就是“本体”,如“良知”等。因此宋明理学虽然部分观点有所不同(而王阳明初期也提倡理性的作用),亦有一定事功思想,但实质上区别并不大。并且王阳明在晚期逐渐开始倾向于虚无主义,这种哲学思想的转变以及影响,在王阳明故去之后开始达到顶峰。


王阳明在故去前不久的嘉靖六年(1527年)九月,与门生钱德洪、王畿两人的交谈中,曾对心学做了总结式的表达,即“四有四无”说:

四无之说,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说,为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无善无恶心体,便从无处立根基,意与知、物,皆从无生,一了百当,即本体便是工夫,易简直截,更无剩欠,顿悟之学也。中根以下之人,未尝悟得本体,未免在有善有恶上立根基,心与知、物,皆从有生,须用为善去恶工夫随处对治,使之渐渐入悟,从有以归于无,复还本体,及其成功一也。(王畿:《龙溪王先生全集·天泉证道纪》)

此说指出了心学之“无”是否认客观的“物”和主观的“心”、“意”、“知”,“有”则是一种善恶道德观,而心学又有“顿悟”、“渐悟”两条修习之路,经过“无善无恶”的“顿悟”和“为善去恶”的 “渐悟”后,有亦归于无,最后达到“四无”境界。


事实上,他的“顿悟”和“渐悟”最终着眼的都是“无”和“悟”,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恰与佛教禅宗的教理如出一辙,几可视为禅宗南、北二宗,即顿教和渐教的翻版。


王阳明故去后,心学基本按其所说之“顿悟”和“渐悟”两条路发展。顿悟以王畿、王艮为首,渐悟则以邹守益、钱德洪等人为首,其中尤以二王的顿悟派势力为显。


然而中国士人往往容易走极端,常常将自己尊奉的杰出人物和思想一味地绝对化、神圣化,最后宗教化,同时对持异见者习惯一棍打杀,其爱者一何可爱,憎者一何可憎,故极易最后事与愿违,正所谓持之愈力,失之愈深。


二王在心学顿悟的道路上继续前进,他们进而认为“良知”是先天现成的,所以不需要读书明理修身养性,也无需求诸于实践,只需从心悟入,不睹不闻,不思不虑,便可以一了百当大彻大悟,破千古之疑。


邹守益等人虽然认为“良知”需要下功夫才能修到,但其所谓功夫也不过是和佛教一样的打坐静心,或做各种冥想,以为只需虚静无欲就可悟天理、成圣人。


这两脉都基本屏弃了实践和事功,他们这些阐释和发扬,使得心学禅宗化、宗教化程度日益严重。如果说王阳明创立了核心为“致良知”这样一门叫“心学”的学说的话,那么,王畿等人显然就是在把这门学说朝宗教方向发展。如王畿大力宣扬“良知”是“范围三教之枢”(王畿:《龙溪王先生全集·三教堂记》),王艮本人及其泰州学派虽开始曾试图致力于“百姓日用之学”,但其晚期也一样过于注重孝悌,又多造悟道、梦兆一类近似神话之说,颇类宗教狂想,学风终不免也流于空疏。其后来者至周汝登这一脉,亦一直试图融儒、佛两家于一炉。


王艮的泰州学派,一直到后来的李贽这一支出现,才开始反正,真正体现了相当的市民意识。


正是在此种学风影响下,学界参禅、浮诞之风日盛,史称王畿“每讲,杂以禅机,亦不自讳也。学者称龙溪先生。其后,士之浮诞不逞者,率自名龙溪弟子……(王艮至周汝登一脉)其学不讳禅……更欲合儒释而会通之……尽采先儒语类禅者以入。万历世士大夫讲学者,多类此”(《明史》)。


心学自嘉靖初大盛起,到万历十二年王阳明的神位被下旨请进文庙之后,其影响达到了顶峰,几乎连朝政也为其所影响,一如明末清初的陆陇其在《学术辩》中所言:

自嘉、隆以来,秉国钧作民牧者,孰非浸淫于其教者乎?始也倡之于下,继也遂持之于上,始也为议论,为声气,继也遂为政事,为风俗。

由于王阳明的门生弟子遍及朝野,在他们的大力提倡下,从万历朝开始到之后的半个世纪,明季士人终于和魏晋时期的士人一样,成天清谈道德文章,这也日渐成为整个士人阶层乃至职场的主流风气。


又,由于宋明理学均只重《大学》、《中庸》,反对读史,即所谓的“理学尊经,事功尊史”,因此他们相当排斥研究经史中的制度人事及训诂经世之学,更使得万历后不少朝中大臣对自己分内事和政治问题一问三不知,甚至闹出把本朝律法误为先秦刑律的笑话——“自神宗以来,士习人心不知职掌何事,有举《会典》律例告之者,反讶为申、韩刑名”(《明史》),而“明季士大夫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明史》)等匪夷所思之现象亦不一而足。


正是由于明中期这种哲学思潮的演变和影响,使此后的明季学界乃至士风均越走越极端,所谓名士多浮夸侈谈之气,只晓得清谈道德文章,于经世治国只会一句顺天理明道德,逢变就敦请皇帝下《罪己诏》,余则通通一筹莫展束手无策,唯徒呼奈何而已。他们全不想身为臣子不能为君亲分忧,又当罪之何名,成天就知道让皇帝罪己,连这点责任都不愿意扛,明朝不亡才是咄咄怪事。


明清之际的大儒顾炎武是故痛心疾首,愤然斥责道:

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顾炎武:《日知录》)

这种片面强调道德的极端主义思想,固然有其好处,如前面说到部分士人因此不计个人得失与生死,甘犯天颜仗义执言,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一个国家的纲纪伦常和政治清明,多少给了老百姓们一丝希望,也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某些政治弊端。但负面影响之大也令人扼腕,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说是明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正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不少士人的认知是一切以道德为先,“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个个忙着占领道德制高点,以免被人诟病,同时又反过来以此为资本去攻击和挑剔别人,完全忽略了最基本的政治和实务处理能力以及一些问题的合理化抉择,这使得相当部分官僚完全失去了正常的政治能力,只知道空谈所谓的学术和以道德自矜,严重影响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最终导致“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因此我觉得将其称为“道德原教旨主义”是最恰当不过的。


六、忠臣、能臣、庸臣、佞臣和正人君子


与此同时,明代内阁体制的变迁,又使得明中叶和晚期的内阁首辅从明初的顾问角色转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类似宰相的角色,所以一旦坐上此位后试图长保其职,也是人之常情。但当时的党争激烈,这么一来,明代所谓的“座主”体系也就此产生,朝野士人往往都要找一个“座主”来支持自己,不然实难出头,于是内阁首辅理所当然地成了“座主”首选。也因此一个首辅下台,其继位者以及他在朝中的门生弟子依然与他是二而一的事情,影响并不稍减。如前文说的杨廷和便是个例子,他虽然致仕离开了这个职位,但其后继者和六部尚书以及大部分朝官,还是一力秉承他的意旨和一贯方针,若不是嘉靖非常强硬地寻找一切机会对以杨廷和为代表的旧有势力集团进行打击,以一种近乎蛮横无理的方式支持张璁,而张璁的个人能力又还比较出色,则朝中诸人依然还会以杨氏旗帜指向是瞻。


又由于宋明理学这种对道德近乎苛刻的追求,为首辅者若是真正的理学门徒,就往往会因过于遵循其道德体系而刚极易折,故鲜有在位成就势力者。如天启朝极受天启敬爱的孙承宗,崇祯朝的文震孟、钱龙锡、范景文等寥寥无几的几位正人君子,或如三番四次因同官阻挠不能入崇祯阁的学术宗师黄道周、刘宗周等人,便均是如此。这些人虽然私德良好、学问极佳,朝野声望也相当高,但一来阿党比周,自古君子所疾,营造个人势力与他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本就大异其趣,完全没有主观能动性。二者他们出仕后,或不堪官场倾轧,或由于守正而得罪一方势力遭弹劾,或直言顶撞得罪皇帝,总之多会因各种原因匆忙去职,所以客观上也没有时间和可能形成自己的势力。而其他心计深沉、柔而媚上之辈,如温体仁、薛国观、周延儒等,则因擅处人又会揣摩、迎合上意,是以只要一登此位就可以在朝中翻手为云覆手雨,反倒能长期待在这个位置上并大肆培植个人势力。此中翘楚,又当推温体仁、周延儒。故嘉靖后,凡在内阁形成势力者,基本没有纯正的秉持理学、王学观念的士人。


这种片面强调道德而忽略个人能力、职业水准的“道德原教旨主义”,其后果是什么呢?我们不妨以崇祯朝五十位大学士中不多的几位正人君子和一些名臣为例,来探索一下这个问题。


末代大学士之一范景文事迹,见于《明史》卷二百六十五。在此处特意提到卷名,是由于此卷在整个《明史》中的体例特殊性比较值得重视,其开篇并不如其他列传一样先述人、事,却来了这么一笔:

崇祯十有七年三月,流贼李自成犯京师。十九日丁未,庄烈帝殉社稷。文臣死国者,东阁大学士范景文而下,凡二十有一人。福王立南京,并予赠谥。皇清顺治九年,世祖章皇帝表章前代忠臣,所司以范景文……二十人名上。命所在有司各给地七十亩,建祠致祭,且予美谥焉。


这一卷,全是崇祯朝灭亡时的当场死节之臣,从这种大异常规的体例,可以看出明、清两朝史书编撰者对这些忠臣烈士的褒许和敬仰之心,也稍可窥见明末清初时官方政治态度的特殊取向,如对待南明朝廷的态度和大顺军的态度等,在此不多论述,有志者可多自斟酌。


再接着读下去,问题就来了。


我们会发现范景文在内阁学士的位置上,除了些日常工作及与坏人坏事做斗争,秉持其道德风范之外,并无什么其他可以称道的政绩,其可结传者唯死节一事耳。其实不止范景文一人如此,仔细看看崇祯朝五十位内阁学士传记,在内阁学士位置上政绩可采者余以为不过杨嗣昌一人而已,周延儒勉强还可算得上小半个,余皆碌碌,“明季士大夫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信矣。


譬如李自成进逼北京,崇祯帝咨询内阁诸臣意见时,范大学士的回答是这样的:“固结人心,坚守待援而已,此外非臣所知。”要说起来,哪怕“固结人心,坚守待援”,也总得有个章程,譬如当时军饷匮乏,兵员不足,这些如何解决,而外援又从何而来,如何联络外援,时日几何等。这些如何固结人心、坚守待援的法子一概没有,而此外他一句“非臣所知”,那不是等于什么都没说?要这样说起来,我也可以大喊一声赶紧调集大军前来勤王,至于哪里来的部队怎么个勤王法,则非臣所知,这不是废话是什么?


可问题在于:就算你明知道不妥,想说他错,他这话还真没什么大错,要说他不错,偏生他说的又全是废话,如此奈何?


其实像这种说废话的情况,在崇祯时不是发生一次两次,也不是一个两个人这样,而是大面积、长时间地在发生着,譬如陈演、魏藻德这两位人品不怎么地的大学士,在崇祯帝议论南迁方案时,因知道崇祯帝意图南迁,他们心里又不愿意离开北土,于是干脆给崇祯帝来了个徐庶进曹营—— 一言不发,无论你怎么说,我都不表态。


按说皇上咨询你意见,无论是或者不是,你总得有个态度,可这几位愣是一点没态度,嘴巴闭得比大理寺监狱的大门还严,而且崇祯帝还不能说他们错在哪里了,搞得崇祯帝最后“耸身舒足,仰叹而起”(吴乔、戴笠:《流寇长编》)。


当我读到崇祯“耸身舒足,仰叹而起”这一句时,突然间非常真切地感受到了崇祯那种椎心入骨的凄凉、无奈心情,这一声长叹,将他的心情表露无遗。


这两位大学士的不表态,在我看来,不但是另一种形式的废话,更是一种丑态。


比较而言,范景文虽然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说了几句废话,但坚守待援的态度还是表了的,最后也终于死节,其大节和私德无可指责,不能算能臣,可确实还是个值得尊敬的忠臣、纯臣。陈、魏二人,一样不是能臣,他们本是传自薛国观、温体仁一脉,口碑原本就不怎么地,而《明史》列传中更说他们“演庸才寡学……演为人既庸且刻”、“藻德居位,一无建白,但倡议令百官捐助而已”,这两人既不想得罪皇帝,又不想被人指责,坚持不在皇帝咨询国事的时候说话,在境界上肯定落了下乘。


比较起来,范景文的表态虽然是废话没什么用,可至少还有职业道德,知道坐这个位置就要提供意见,而这两人则连这一点都谈不上。在我看来,没有过错的尸位素餐,也是一种犯罪。再从他们后来依附大顺军(结果是大顺军不要他们,榨干钱财之后把他们一刀给杀了)的举动看,他们一定不可以算忠臣,因此最好的结果,这一派大学士只能算是软骨头的庸臣。


再来看当时名满天下的宗师级大学士文震孟,他是天启时的殿试第一,道德文章俱是上佳,论人品、学问都可算是一代宗师,可他担任相当于现在副总理的这个内阁大学士职位,恐怕差得就不是一点半点。如果仔细看他的传记,我们会发现除夸奖他学问文采好、道德风尚好之外,通篇不见什么具体业绩,就政绩来说几乎是个空白。而其他如李标、何如宠这些人的名字,我想除专业人士之外大约更鲜为人知,别说什么政绩了。哪怕是钱龙锡这样赫赫有名的人物,仔细看其传记,也是除了党争之事外,几乎无事可记。另外还有不是崇祯阁老,却大名鼎鼎被称颂为正人君子楷模的大儒刘宗周、黄道周等人,也基本都保持了除了批人之外无事可采的“清白”风格,不过他们的事迹与其他事件有涉,暂且留待后文再述。


在那么多大学士中,私德比较好又还算有些才干的,就只有蒋德璟、李邦华这数得出来的几个,他们曾经有过一些还不错的具体的建议和业绩,不过也只能说能力虽有但并非大才,且他们大多畏惧崇祯,因而尽量回避正面冲突,是以终究还是无能为力,只余多几份纸上谈兵的书生言。


总之崇祯朝的五十阁老,无论其为人道德如何,对整个国家而言,百分之九十都是无能阁老。


不过明季也有一位必须要说的内阁大学士,那是一位长期以来被人们忽略,未得到正确认识的文武双修的大帅、能臣和赤胆忠心的大忠臣。


那便是天启老臣孙承宗孙阁老。


孙阁老高阳先生,其能力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可以算是明季的最强者,且私德极好。只是他更多地关注于军事和边疆战事,又不结党,是以虽然连魏忠贤都十分畏惧他,但却对朝政起不了多大作用,这自然是性格和理念使然。


要一位刚正不阿的君子去结党,尤其是如他这样门生弟子遍天下,连皇帝都会因仅仅喜欢听他讲课而不愿意放他离开一步的长者去结党营私,哪怕不是为了个人目的,那也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虽然他名列东林魁首,但他出手营救东林党人以及弹劾阉党,却纯粹是出于道义立场,丝毫没有一点掺杂了私欲的党争成分在内,而且也从不使用任何不光明正大的手段。


这些,我想应该没有谁能指责说是缺点,是过错。


但问题恰恰在于这些因可贵优秀的道德品质及坚定信念而起的举动,虽然十分令人尊敬也没有任何可以指责之处,但其对于整个国家和政治格局而言,客观的结果却并不很好,这又不得不叫人扼腕长叹。


政治,永远都不是一个可以讲道德的战场。


在这里,请允许我的思想放肆一次,随意去“如果”一下这段历史。


如果,孙阁老权变一点,通融一点,对自己不那么苛刻一点,那么历史将会怎么样呢?


以阁老之声望,振臂一呼天下响应,辽东铁骑唯他马首是瞻,东林党人多有其门生弟子,天启帝对他敬爱有加,不欲身边一日不见阁老,他只需略微地结结党,朝中就完全可能又是一番景象。


更也许魏忠贤在天启五年那天夜晚,就不是被吓得半夜跑进皇宫围着皇帝的床铺大哭,而是被孙阁老直接率兵清了君侧。以孙阁老的文韬武略,即使内阁次辅顾秉谦奋笔多少次“无旨离信地,非祖宗法,违者不宥”,皇帝半夜启禁门召兵部尚书入宫发多少道飞骑制止,魏阉矫旨谕九门守阉设下多少埋伏,都是一样无用。这些在阁老面前,犹如薄薄一层吹弹得去的尘埃而已。


祖大寿和关宁铁骑们敢在崇祯二年视崇祯诏书若无物破山海关而出,就敢在天启五年破北京大门而入,这只需孙阁老一个眼色,甚至都无需言语。而京城那天晚上清君侧的传言,魏忠贤的半夜绕天启帝卧榻大哭,也都正好说明了这一点。魏忠贤最惧怕的、最无法抵抗的,就是这位孙阁老自辽东率军入京来清君侧。


只是孙阁老如果真的率军清了君侧,那么他也就不是孙阁老孙高阳先生了。


历史的悲剧,往往在于悖论。


真正的孙阁老,在那一年的夜晚,不过只带一位幕僚、挟一袭寒衾、驾一骑马车,怀揣一纸奏章,奔波在试图为杨涟等六君子抗辩的入京途中而已。


历史到底还是无法假设。


大明正德八年,也就是公元1513年,王阳明为南京太仆寺少卿,正在南直隶滁州督马政。


而此时在欧洲的佛罗伦萨,有一位名叫尼科洛·贝那尔多·马基雅维利的人,写下了一本薄薄小册子,想以此作为自己的进身之阶。


这本名为《君主论》的小册子,第十五章第一节的小标题,叫做“道德幻想与严峻的现实”,其中有这么一段话:

许多人都对那些从未见过、也不知道是否实际存在的共和国或君主国迷恋不舍,但是,人们的实际生活是一回事,而应当如何生活则是另一回事。一个人要一味假设而把现实置诸脑后,那么他学会的将不是如何自存,而是如何自戕。因为,谁要执意在任何环境中都积德行善,那么他在众多不善之人当中定会一败涂地。

确实,信仰和道德是必需的,但如果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遵循所谓的高尚的道德准则,那可未必真是什么“好事”。


孙阁老绝佳的个人品格和操守,让我无比尊敬,但恰恰又是这种绝佳的品格操守,彻底束缚住了这位明季第一强者改写历史的手脚,让他无法改换风气,不能在朝中树起一方势力,哪怕那是正义的风气和势力。


因为任何一种违背程序正义的手段,都是与阁老恪守的信念冲突的,哪怕实质再正义,他也绝不可能去采用。所以他才会孤身入京上奏章,试图以一纸肺腑之言去对抗魏忠贤那庞大的利益集团,他只能、也只会用这样的合乎他道德准则的手段来斗争。


由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这两样材料,混合铸成了一道紧箍咒,注定了孙阁老的抗争最后必然会失败。


清人对孙阁老曾有这样的感叹:“恢复固未易言,令专任之,犹足以慎固封守;而廷论纷呶,亟行翦除。盖天眷有德,气运将更,有莫之为而为者夫。”(《明史》)如果说他一手提拔起来的袁崇焕、祖大寿等人是大明关门的一把把大锁,那么孙阁老就是这道门上最粗大的一根门闩。


“有莫之为而为者夫”!


原本明亮的天空,终于因此而日月无光。


内阁的情况讲过,且来看看他们的对手,那些言官们的状况。


明季言官之状况,与大部分内阁官员的状况正好相反,他们一向都对批评政府和皇上非常有兴趣,而且表现十分的激进。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一是因明代的拔士制度所致。虽然从来历朝的科场作弊者不是少数,但毕竟考官不是一位,且明朝的考官大多是由名望甚高者,譬如文震孟之流来担任,不然就无法服众,且就是皇帝自己也不会答应,因此有才学、有节操的士人,还是得以源源而进。


二是明代御史一类的言官职位数量极多。《明史·赵焕传》中说“故事给事中五十人,御史一百十人”,这一百六十位言官可不是个小数目,没有谁能尽数植其党羽,就是皇帝也没这个能耐,好像万历那样对去职的空缺一概不补,也到底没能躲过言官们的指责。


三是言官们不像内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有极多的政治利益和现实利益牵扯。他们大多没有很复杂的利益关系,本职工作除了弹劾人还是弹劾人,而且即使你不弹劾别人,也有其他人去弹劾,所以少有能谋取好处的资本。我想,他们唯一谋好处的途径大抵也就是投靠内阁或者某一派势力了。


但是别忘记了,言官与清议可从来都是连在一起的,因此倘若哪位言官由于投靠某个势力而惹了清议,其本身又没有如内阁那样大的权势,那么可以肯定他很快就会被赶下这个位置。所以这种特殊的环境在客观上也迫使言官们保持了一定的自律精神,使得言官群体在一定程度上从思想到行动,都得以秉持了一种比较极端的、一切以道德为先的价值观。


换个角度看,他们的职能恰恰就是纠察风纪、弹劾官员,而这种以道德为先的价值观又正好是这个职位得以存在的重要基础之一,因此这是这个群体互为表里、不可分割的两个层面。


他们这种思想和价值观的好处是一切道德占先,坏处也同样是一切以道德占先却不讲能力,因此大部分人只会空谈。


又因为内阁体制变迁,使得内阁实质上逐渐回复到了一人之上万人之下的宰相模式,权力极大,坐此位者莫不试图长保,这也是人之常情,座主体系也就此产生和延续。而真正的道德占先者则因刚者易折,往往坐不长这个位子,能坐长的大多是柔而媚上、工于心计者,如文震孟的私德、学问就极好,但却全然没有政治和经世致用之能,所以他做了内阁也没用,倒是周、温、薛一类的反而能颠倒众生,长期占据这个位置。


正是由于上述这些原因,明季的言官和朝野清议始终与政府鸿沟巨大,处于鲜明的对立状态。


然而,虽然良好的士风士节在言官中保持得最为完好,其作用却不大,究其原因,乃是内阁们即使私德有亏甚至不学无术,但往往能获取皇帝和司礼太监的支持,进而压制言官,再加上他们手中掌握着实权,真翻了脸不讲道理胡来一气,言官们也只能无可奈何。因此言官们虽然经常占着理,在民间甚至朝廷上都可以赢得舆论的普遍支持,可最终少有能在斗争中占上风的。这种状况,也是明季政治格局的重要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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